企业名片
刘一手火锅
走出去事件
2010年春节，刘一手火锅公司董事长刘梅到迪拜度假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“导游”朱峻龙，双方决定在“除了繁华就是繁华”的迪拜开火锅店。
走出去特点
刘一手进入迪拜时，正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期，既享受了危机带来的低房租，又赶上了上升期，一石二鸟。而且，当地住着20多万华人，市场前景看好。
项目现状
目前生意火爆，刘一手还想再开一家新店，但人手紧是困扰店面进一步做大的首要难题。
七星级的帆船酒店、壮观的人工岛棕榈岛、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满目奢华的阿联酋迪拜，向来不缺乏奇迹和创造奇迹的人。
朱峻龙站在波斯湾边，指着帆船酒店所在的GBR新区对记者说：“明年，刘一手或将在那里开一家新店。”
这是2012年8月4日，距离刘一手在迪拜的第一家火锅店开张不过一年多。
刘梅也不曾想到，当初的一次偶然际遇，竟能为重庆火锅开启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。
神秘“导游”
第一次见面，“导游”竟然能喊出每个团员的名字，就连团员所在公司名字、业务范围，也几乎了如指掌
2010年春节，刘梅携家人朋友到迪拜度假。她对这个沙漠上建起的城市充满好奇，她总有很多问题，这让傲慢的导游不胜其烦。
一天晚上，导游终于爆发了，“迪拜就这样，除了繁华就是繁华，你们自己看，我没什么好讲的。”
刘梅参加的是一个高端旅游团。按理说，高价对应的应该是高质，可事实偏不是这样。回到宾馆后，团员以强硬的口吻要求旅游公司:“明天必须重新派一个新导游来”。
中国的春节期间也是迪拜的旅游旺季，临阵换将，旅游公司“抓瞎”了。
好在第二天一大早，出现在酒店门口的，是一个白净的帅小伙，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流利的英式英语。
第一次见面，“导游”竟然能喊出每个团员的名字，就连团员所在公司名称、业务范围，也几乎了如指掌，“你是刘一手公司的董事长刘梅吧？”
刘梅一下子对这个用心的“导游”有了好感。
“导游”这样形容迪拜：“迪拜和纽约一样，是一个大熔炉，这里生活着全球140多个国家的人们，仅华人就有20多万对，它就像重庆火锅，你在这个大火锅里，可以吃到世界各国的味道。”
直觉告诉刘梅，这个机智的“导游”不简单。
原来，“导游”就是朱峻龙，山东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曾在济南某中学任英语老师。1998年，朱峻龙来到迪拜淘金。8年后，他成立了自己的船运公司。2008年，又成立了路运公司。
他之所以接下这笔单子，缘于旅游公司老板实在没招，才想到找朋友、曾有过导游从业经验的他来顶替。朱峻龙接下这笔单子后，连夜熟悉了团员名单，并上网查阅过团员的相关资料。
接下来的旅程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进行。“他对我们格外小心，想方设法逗我们开心,很有亲和力。”刘梅回忆说。
繁华的美景让人过目不忘，但迪拜的饮食却让刘梅很不习惯。不吃麻辣，一两天还可以，时间一长，就馋得慌。就在准备启程回国前的那天中午，正吃着饭，刘梅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：“你们先吃着，我要去谈点事儿。”
重庆来电
从迪拜回到重庆一个月后，刘梅拨通了朱峻龙的电话。“我以为你是说说玩呢。”电话那边说
出于职业敏感，刘梅凭直觉认为在迪拜做餐饮有搞头。况且，中国北派火锅小肥羊在迪拜不是已发展得顺风顺水吗？
刘梅捡了张椅子朝朱峻龙跟前一坐，“咱们谈个生意咋样？”
朱峻龙其实没把这次谈话当回事儿。一个月后，他接到了一个前缀是“+8623”电话：“机票订好了，择日可实地考察。”
原来，刘梅并没有忘记在迪拜的那次谈话。进军海外市场，刘一手也一直在准备。
刘一手公司由刘松、刘梅两兄妹于2000年创立。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，两兄妹开始着手对刘一手进行改造。
2004年，刘一手实施信息化改造，日常办公都是基于OA（办公自动化）系统。通过这一软件，员工可以传送工作日志，各部门实时工作经验交流，联系函传递，管理层可及时下达工作任务，公司及时动态发布……从而过渡到无纸化办公，也为其后来的国际化道路提供了可能。
2006年，刘一手开办远程商务学院，组织高管每周学习一次，每次半天；刘一手还花费巨资从清华大学聘请专家，为公司量身定制了“A模式”，探索火锅生产的标准化、细致化和系统化。在这套“A模式”中，仅管理细则就厚达1000多页。“举个例子，服务员进包房时哪只手先推门，怎么进入包房，都有详细规定。”刘梅介绍。
2007年，刘一手开始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CEO。
“可以毫不客气的说，以上种种实践，无论是在重庆甚至全国餐饮界，我们都算起得早、走得快的。”刘梅说。
在刘松看来，“创百年基业，必然要有自己的管理体系，打造自己的核心团队。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造，是企业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基础。”
就在迪拜旅游之后，刘梅便动了“走出去”的心思：“迪拜有世界最高楼，有最奢华的酒店，有最大的室内滑冰场，如果能在拥有如此多"世界第一"的地方开店，在国内会有怎样的反响？”
就在从迪拜回到重庆的一个月后，刘梅拨通了朱峻龙的电话。
“我以为你是说说玩呢。”电话那边说。
危中见机
在此时进入迪拜，既享受了危机带来的低房租，又赶上了经济回升期，一举两得
几天后，朱峻龙抵达重庆。带领朱峻龙到公司和直营店考察一番后，刘梅包了一艘游轮，从重庆出发，畅游三峡。
巍巍三峡，滔滔江水，习习江风，心旷神怡。
但刘梅的心思显然不在游山玩水。船上，刘梅伺机问了句，“事儿就这么定了？”
朱峻龙这才回过神来，“定了！”
现场拿出纸笔，起草合约，签字画押。
回到迪拜，朱峻龙马不停蹄地寻找店面。在迪拜华人圈中颇有声望的“山城饭店”转让的消息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“山城饭店”隐藏在迪拜德拉区的一条汽配街上，距离市政府只有800米。其所在区域也是大部分华人的聚居地，周边有中国鞋城、贸易城、轻工城和眼镜城，可谓寸土寸金。朱峻龙专门做过调查，在这里工作的人，每月在住宿上就要花1200元人民币6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那种。
“山城饭店”的老板是个台州人，因为经营这个店面而起家，随后进入房地产市场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，而被迫转让。
接触房东后，房东承诺以“从未有过的优惠”出租给刘一手，租金比金融危机前陡降了30%总共325平方米的店面，年租金不过30万迪拉姆（阿联酋货币。1迪拉姆折合人民币约1.7元），还有两个月的免租期。
这是朱峻龙回到迪拜后的第七天。
又过了几天，刘梅再次飞抵迪拜，和房东签约……
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朱峻龙感慨不已。如果不是当初刘梅的“一时冲动”，如果不是当初的说干就干，会有今天的刘一手迪拜店吗？更为重要的是，刘一手把握住了金融危机带来的良机。
2008年底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很多人由于投资房地产而血本无归，房价长期低迷。
“迪拜酋长在金融危机后及时调整策略，大力刺激贸易和旅游业，全面带动产业链发展。”2009年，迪拜经济进入恢复期，市场开始重新洗牌。
2010年初，迪拜经济开始大幅回升。“刘一手在此时进入迪拜，既享受了危机带来的低房租，又赶上了上升期，一石二鸟。”朱峻龙说。
拔地而起
在向迪拜配发第一批火锅底料时，刘梅刻意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货柜里，并叮嘱朱峻龙：试营业那天，一定要把它插上去
按照当地法律，除各种自由区外，在阿联酋境内开办公司，必须有一名或多名阿联酋本国股东（合伙人），而且本国股东必须占有最少51%的股份；即使只是在当地开设分公司，也需要找当地人做担保，每年要向担保人支付一定的保费。这就是阿联酋的保人制度。
朱峻龙回忆，刘一手在迪拜创业，第一步就是找保人，让他帮忙搞定所有政府审批，协调劳工部、移民局等部门。
创业第二步，是门店装修。在迪拜装修至少面临两个难题：成本太高，工人难找。“当地也有中国人做泥水活，但他们不懂重庆的火锅文化。”于是，刘梅就专门派一个项目经理去现场指导。
而火锅店的原材料，包括瓷砖、桌子板凳等全都是国内采购。刘梅仔细算过账，如果是当地采购，店面装修要花费千万元以上，而国内采购，所有开支不过400万元人民币。
第三步，确定市场定位。
在前期的调查中，刘梅发现，每年春节期间，有超过20万中国人涌入迪拜旅游。光是游客市场，就够刘一手吃饱。由于朱峻龙干过导游有人脉，火锅店还没开张，他就和9家旅行社签订了协议：人均消费50迪拉姆左右。
第四步，确定口味。朱峻龙的建议是：迪拜有160多个国家的各色人种，有来自中国各地的生意人，在口味上必须要兼容并包。
于是，刘一手既要高举麻辣鲜香大旗，做地道重庆味，又要不惜工本，用鸡、鸭、猪骨头吊高汤做清汤火锅，满足各类客人的需求。
第五步，招聘员工。刘梅专门从总部挑选了6名员工，派驻迪拜。
万事俱备，只待开张。试营业时间确定为2010年10月1日。原因很简单，“刘一手是中国的品牌，而这一天是中国的国庆日。”
在第一次向迪拜配发火锅底料时，刘梅刻意把一面五星红旗放在货柜里，并叮嘱朱峻龙：一定要把它插在我们的店招旁。
而这一插便从未取下来。直到今天，五星红旗前后换了四面，但依然在那里迎风飘扬……
蹒跚前行
朱峻龙整天都担心，万一谁走了怎么办？他迫切希望有谁能把国内的人才资源整合后大量输出到迪拜来
尽管相隔万里，但当天通过网络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刘一手迪拜店的照片时，刘梅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朱峻龙坦承，这面旗帜早已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和另一块招牌。如果有客人找不到，他会告诉对方：“就在昭阳轮胎店旁挂国旗那个地方。”
当地8月5日19点，记者来到了刘一手迪拜店。惨白的太阳，刚刚从灰蒙蒙的天空落下，迪拜的街面陆续热闹起来。
此时正值阿拉伯世界一年一度的斋月，饿了整整一天的人们开始忙着寻找晚餐。刘一手迪拜店开门不过半小时，来自中国的、巴西的、巴基斯坦的、印度的各国客人很快挤满了一楼的大堂。
如果他们愿意，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天凌晨打烊。但当太阳又从地平线爬起时，无论是不是穆斯林，他们都不可以再进任何米水，直到太阳再从地平线消失。
朱峻龙一直在忙个不停，也乐个不停，招呼这招呼那。因为生意火爆，他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营火锅店上。
然而，把时钟拨回一年多前，刘一手迪拜店却是另一副模样：生意萧索，勉强维持。
更为糟糕的是：刘一手派驻迪拜的“熟手”，半年内就全部走光了……朱峻龙坦承，迪拜火锅店的工作是高负荷的，“国内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这里是一个萝卜两个坑”。加上人生地不熟，业余生活枯燥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熟手的撤离，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服务质量的下滑。“有一次江浙同乡会的会长带着一群高官过来吃饭，结果等了半天桌上还没菜……”朱峻龙说。
刘梅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给朱峻龙寄来了很多管理方面的资料和书，其中一本是《海底捞你学不会》。刘梅在给朱峻龙的信中写道，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虽说刘一手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，但可能并不适用于国外的情况。大家出来吃都不差钱，味道好只是成功最基本的因素，服务一定得跟上去。”
随后，朱峻龙开始着重对外国务工人员的培训，并想办法挖来一个为阿联酋航空供菜的公司的厨师长。即便如此，现在刘一手迪拜店也只有员工8人，要想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，朱峻龙感觉很头痛。
“孟加拉的外劳是最好使的，肯干，但不像中国人那么机灵一个眼神就能领会，就会来事儿。”朱峻龙说，当下他最迫切希望的就是，有谁能把国内的人才资源整合后大量输出到迪拜来，“我整天都担心，万一有谁又走了该怎么办？”
刘梅也有同感。“目前刘一手的几个国外店最头疼的就是人的问题。国内的人出不去，出去后也不容易呆长久。这是我们没有在其它国家快速开店的主要原因。”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胡泽勋、周季钢摄
